“过去许多在此地说过话的人，总是赞美把这演说添加到我们的纪念仪式中的那位立法者。在那些人看来，对于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在他们的葬礼上说些什么是合适且正当的。但对于我来说却并非如此。我认为，对于这些通过英勇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勇气的人，只有也通过行动来展示我们给予他们的荣耀——正如你们刚才从这次国葬典礼中所看见的荣耀一样——才是充足的。许多人的英雄气概不应该被一个人对他们说好或说歹所定夺。既不说太多也不说太少也是很难做到的，甚至就连中庸本身都不容易传达确凿的印象。一方面，那些真正了解死者事迹的亲友，很可能会认为演说者的发言并不能充分表达自己对亡友的理解和祈愿；另一方面，一个不熟悉有关情况的人，当听到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功绩时，就会嫉妒，会怀疑演说者在夸大其词。人类可以容忍对他人的赞美，只要每个听众认为自己也能做得差不多一样好，然而一旦当对他人的赞美超过了这个限度，人们就会开始嫉妒和怀疑了。不过，既然我们的祖先已经赞同制定这个制度，我就有义务遵循法律，并将尽我所能来满足所有听我说话的人的愿望和要求。”

——修昔底德，〈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

“每一个名字都得刻到这一块碑上去！”这是我们这些制作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工匠一致的信念。

阵亡将士纪念碑的碑体在工程一开始的确是相当巍峨的。采石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完整采下这么一块整石已是近乎匹敌战争成就本身的伟大壮举了。石块运送到施工现场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往上刻下那些亡故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只是第一代工匠毕竟没有经验，当整个碑都被刻满的时候，仍然有不少尸体从早已不见刀光剑影的战场那边源源不断地运载过来等待亲属去认领和点名。于是第二代工匠便只能在第一代工匠刻下的名字的缝隙之间继续刻字。尽管空间缩小了不少，但是只要换用尺寸稍小的刻刀外加更多的耐心和细心，第二代工匠的工作也算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下去。后来，第一代工匠留下的缝隙也差不多被填满了，尸体的运载却还未停止，名字自然也就不能算刻完。工匠们在仔细研讨了一阵子后，决定不能像有些民族那样因为贪图方便就推翻前人的工作另起炉灶甚至是直接放弃，视传统与传承如无物。刻字必须继续在这块碑上进行，没有空间就想办法找出新空间，工具不合适就进行技术革命！

在两代人的努力下，智库给出了新空间的方向：已刻名字的内部——两条边缘线的中间；第三代工匠也通过自己的巧手打造出了更加锋利精微的刻刀。工程于是继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曾经由一些拒绝在这一块老碑上继续刻字，计划用常规单人或家庭墓碑取而代之的年轻工匠组成的反叛组织也渐渐意识到了祖先的意图：尸体的运载从来就没有一天中断过，并且以凡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也不会有中断的那一天了，如此这般，全国的领土都将在未来某一天变成墓地啊！如此这般，还怎样发展经济、文化和民生呢？“每一个名字都得刻到这一块碑上去！”——这一信念绝非是老祖宗的愚昧局限，而是真正兼顾了忠诚于战士和节约于资源的智慧。

对于我们工匠来说，阵亡将士们是安静的，安静的就像如今远方的战场一样。这么说的确有过分修辞的嫌疑（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绝不会这样），因为毫无疑问在刻阵亡将士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刀与碑接触的声音，微弱却庄严。于是在某一次公民大会上，全体公民一致同意通过了新的国歌法：工匠的刻刀内置麦克风，将刻字的声响作为国歌，在国歌专属广播电台中不间断地播放。从此，每一个公民都能随时听到给予每一位阵亡将士的公正。属于远方战场那奇迹与悲喜的历史当且仅当在敲打阵亡将士的名字之时才能发出诚实的回响。

阵亡将士纪念碑的碑体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相当勉强的，一层又一层的名字紧紧地挤在一起难以辨识，但它也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小小一片土地上载着无穷无尽的英雄。